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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智库传媒】广东经济发展踏上新征程——专访经济学家、广东省社科院院长王珺
2018-1-22  来源:亚太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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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本报记者 陈 实 路俊智

  “十九大”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什么是“新征程”?“新征程”有什么特征?有哪些战略性的工作要做?广东经济将面对哪些挑战,如何应对?

  带着这些话题,本报记者1月15日走进广东社科中心,采访了著名经济学家、广东省社科院院长王珺。

“新征程”的定义

  王珺从“现代化”及其“长期历史发展过程”定义了“新征程”。

  他说,“现代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新中国建立后到改革开放前近30年是第一阶段。上世纪50年代我们提出的“现代化”,主要是指工业化。

  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后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通过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对外开放推动了更快发展。

  “新征程”是未来发展的阶段,是第三阶段,高质量发展是新征程最基本特征。

  王珺说,现代化新征程与以往有很大不同。

  改革开放前,主要矛盾是工业化需要和落后的农业国之间的矛盾。

  改革开放后,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新征程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改革开放40年,我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80年代初我们还是一穷二白,当时世界收入水平是人均GDP2530美元,中国不到这一水平的15%。这个阶段是解决温饱、摆脱一穷二白的阶段,主要矛盾是解决“有没有”、“够不够”的问题,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解决物质不足,满足基本生活需要。

  2016年,全球人均GDP约10000美元,中国是8120美元(广东2014年跨越10000美元),已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中高收入水平,主要矛盾显然不仅仅是满足温饱。

  从恩格尔系数看,当前OECD国家在20%以下。80年代初中国农村是67%,城市61-62%。2017年中国平均的恩尔格尔系数是30.1%,已到了一个富裕阶段的门槛。

  这样的收入水平下,需求与上世纪80、90年代完全不一样了。以前要解决有没有、够不够的问题,新征程要解决的是好不好、选择多不多的问题。

  新征程的背景就是由于人们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产生了对物质文化生活的美好追求。“美好生活”正成为我们国家大多数人的需要和目标。这是巨大的进步。

  “美好生活需要”和一般物质文化需要有什么不同呢?主要是三个方面:

  一是吃穿住行等基本需求没变,但需求质量发生了变化,要求更健康、更环保、更卫生,质量更高。

  二是精神需求越来越多,旅游、文化、娱乐,这些80年代初只是少数人的需求现在变成了大众化需求,中国人已到全球去旅游、消费、投资。

  三是公共品需求增加,如对教育、医疗、清洁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供给侧改革就是改变那些只适应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供给,大力发展满足上述三个层面新需求的供给。

  王珺认为从中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这是新征程最基本的特征。

实现新征程的路径

  关于实现新征程的路径和战略性工作,王珺主要强调了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工作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一条主线。

  供给侧改革落脚点在实体经济,要提高实体经济质量。

  要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如何形成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机制?

  王珺认为,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应该微观注重效益增长,中观注重结构优化,宏观注重动态平衡。

  微观效益增长主要是向价值链高端发展,不能亏本赚吆喝。比如iPhone通过不断推出新产品,增加新功能提高价格,赚取回报,这才是高质量发展。

  中观结构优化重点是要素能够流动。资本从低收益的部门向高收益的部门流动,使高收益的部门占的比重不断提高,低收益部门不断收缩。这就是结构调整。结构调整一定要推进改革。不改革要素流不动。改革去除了障碍要素才能流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是通过要素流动实现结构优化。里根时代,美国供给学派通过降税,解决总量问题,降税后企业收益提高,扩大再生产,增加就业;中国供给侧改革是要解决要素流动,解决结构问题。

  宏观动态平衡,就是要实现建立在创新基础上的平衡,不断用创新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瓶颈问题。

  第二方面是乡村振兴。广东农民收入60%来源于打工,全国是40%。解决农民收入,非农就业、农业专业化生产很重要,中国这方面才刚起步。

广东经济面临的挑战

  广东外贸占全国1/4,外资累计占1/5,GDP全国第一,广东华人华侨遍布海外。总量大、开放程度高、国际沟通渠道宽广,是广东经济的主要特征。

  回顾广东经济发展成就,王珺说,广东应该发挥这些优势,实现好、对接好国家战略。在一带一路建设、对外开放新格局中扮演好自身角色,是实现自身发展的最佳途径。

  对于广东经济未来面临的问题、挑战和应对之策,他重点谈了三个问题:

  第一,重视精准扶贫,解决好珠三角与粤东西北发展不平衡问题。

  珠三角和粤东西北差距,比全国东中西部差距更大一些。与周边省份邻近区域相比,广东山区县市人均收入还有一些差距。这个短板要弥补。

  今后粤东西北地区可通过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增加扶贫投入,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推动农业产业化增加农民收入。

  第二,增强广东创新实力。

  广东创新已迈出了第一步,但科研实力还比较薄弱,如大学、院士、科研院所、重点实验室不仅比北京、上海少,相比陕西、湖北也很大优势。

  目前深圳90%的研发机构、90%以上的研发人员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投入、90%的发明专利出自企业。这对于创新启动阶段是必要的,但长期来讲还是不够的。

  在市场化的条件下,广东应该注重流动科研资源和资本结合,组织流动资源,形成可持续的创新发展。

  要实现持续发展,还必须增大公共领域知识创新的“厚度”,包括知识、存量、储备。政府要加大公共产品的投入,将公共产品的投资提高15%—20%,增加公共研究机构的投入,增加公共性的知识基础、知识积累,增加公共科技成果,巩固社会长期支持创新的基础,为企业创新提供更多支持。

  第三,从增量入手增强大湾区联动。

  大湾区建设是深入推进广东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要从大湾区观察粤港澳合作。湾区9+2城市间,有贸易、投资、人员等要素往来,有产业跨地区的分布,作为国家战略,就是要把这一群城市变成一个城市群,把这些城市变成有机联系的整体。

  第一步可以先从增量做起,不要动存量,因为存量涉及利益固化,矛盾较多。

  第一个增量是营商环境优化。世界银行发布的《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营商环境中国排在78位,香港地区是第5位。我们在营商环境方面和前10名比,差距很大。我们自己做好了,对接就会越来越紧密,一体化就会越来越近。

  第二个增量是一带一路倡议。在这个倡议中,香港是联通世界的超级联系人,澳门是葡语国家1.2亿人的联系人,港澳可以作为内地与全球联系的平台。这是新的机会,通过增量机会,增强互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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